1949年11月23日，新中国建立了第一家中央级专业公司——中国茶叶公司。这是一家高规格、副部级的国有专业公司，由时任农业部副部长的吴觉农兼任公司总经理。在计划经济的时代背景下，公司集全国茶叶行政管理和生产流通于一身，既是行政机构，又是生产和商业机构，亦官亦商，成为全国茶人的神经中枢。
　　60年过去了，中国茶叶公司早已淡出历史舞台。原中国茶业产销集团董事长于观亭说，“中国茶叶公司的职能逐渐被其他或官或商机构代替，如原农产品采购部茶叶局、原中国茶叶出口公司、原茶叶土产进出口公司、原商业部供销茶畜局、原土畜产进出口公司、原中国茶业产供销集团、原中土畜公司茶叶处等。伴随着中央政府的机构改革，这块业务也不断转化上级领导部门，在农业部、供销总社、前商业部、前经贸委、前外贸部、商务部和国资委等机构之间倏忽转换。60年的管理改革，是中国茶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。”
　　茶叶的商贸和行政管理早已分家，半官半商的茶事中枢也荡然无存。业内公认，计划向市场的转变有两个重要标志，分别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分田到户和1984年国发74号文件提出放开茶叶流通和出口，即是“一次会议和一个文件”。
　　今年80多岁的高麟溢，建国前在党的隐蔽战线工作，20世纪50年代复旦大学茶学系毕业，此后一直在农业部从事经济作物管理工作，见证了国家茶叶管理的改革。他说：“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潮流下，还潜藏着工农地位转变的时代背景——从‘农业支援工业’向‘工业反哺农业’转变。”
　　吴觉农茶学思想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施云清认为，“从事无巨细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，到如今的放开、搞活，中国茶叶管理模式进步了不少。不过，现在看来，茶的管理改革还有不到位的地方，错误地理解为市场经济就是政府缺位、撒手不管，就是没有统筹管理。中国茶叶经济已经迈上了新的台阶，呼唤进一步改革，强化适合市场经济的管理新模式，以应对国内外茶叶经济发展的新要求，比如归并管理机构、协调管理政策等。”
　　60年来，管理政策不断调整，在收放之间摇摆、平衡，在茶园归属、外贸出口和内贸发展等方面，寻找着与茶产业经济力量的协调发展。

　　“合-分-合”：茶园一波三折

　　田地问题，历来是中国的大问题。几千年来，特别是田地的农民私有化制度确立以来，中国农村田地问题就既是经济问题，也是政治问题。新中国建国后，历史性地首次确立了土地的公有制，茶园也未能置身事外。合作社，是最初的公有制管理方式，实现了中国茶园历史上的首次“合一”。
　　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，合作社是公有茶园管理模式的主流。三中全会后确定了分田到户的改革政策，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激发了茶农的积极性，促进了茶叶的生产。以此为标志，中国茶园管理从“合”又走到了“分”。
　　然而，正如以后历史所展示的那样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，分园到户后的茶园与庞大的市场出现了衔接代沟。小农经济与大市场如何对接，成为横亘在茶园发展面前的重大问题。
　　2006年10月31日，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》。自此，越来越多的茶叶合作社在全国复兴。只是，这是一种与此前不同的新型合作社。
　　现在，合作社已经发展到与公司法人合作的新阶段。通过订单生产，合作社与茶叶生产企业成为利益联合体，并得到了不少地方政府的支持。然而，北京社会资源研究所吴晨认为，“这种企业加合作社的方式，容易漠视茶农的利益，从长期来看削弱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。政府需要尽快拿出可行方案，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茶农。”
　　另一方面，新的法律赋予茶农茶园承包权的转租权。通过转租市场，企业容易实现规模化经营，这是与合作社差异悬殊的发展思路。
　　从“分”再返“合”的过程，目前依然在进行中。无论最后哪种方式占据主流地位，中国茶叶从分到合的势态，已经不可逆转。
　　吴晨认为，“正确处理茶农与茶企的关系，在今后一段时间内，都是中国茶叶可持续发展的首要问题，以后的政策调控要特别关注。”

　　“名茶”新生

　　中国历史名茶数量庞大，做了几十年生意的老茶人总免不了一番感慨，“做了一辈子茶，还是认不清所有的名茶”。然而，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，中国却不见名茶踪影。
　　1959年，新中国组织了第一次名茶评选——全国“十大名茶”评选。此后，名茶评选越来越多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，逐渐成为一种潮流。名茶评选，已经成为国内茶界的一道靓丽风景。
　　施云清说，“名牌战略，是中国茶叶以后的价值依托，是提高产业效益的重要环节。现在名茶漫天飞，不过，这是发展的必要过程，经过一段时间的市场淘汰，名茶品种自然会降低下来，凸显出名牌中的名牌。”
　　高麟溢说，“名茶评选，只是中国政府扶持茶叶品牌化战略的一部分，另一个重要的措施是重点区域支持战略。”
　　20世纪70年代，我国正式提出建设100个五万担县，这是对茶叶区域品牌的首次大规模尝试。2009年，农业部公布《全国茶叶重点区域发展规划（2009-2015年）》——“扶持重点区域发展”这一思路，一直延续到今天。不过，前后两种“重点”却有着明显的差别。
　　某资深茶人说，“70年代提出重点发展，是为了补救产品匮乏，通过农资奖励等方式，鼓励茶农生产。在力量有限的情况下，就划了个重点区域。”
　　“现时代的重点发展，目的主要是茶园集中，提高亩产效益，然后通过针对性补贴，降低市场成本，谨防茶粮争地。”高麟溢说，“现在茶叶经济发展态势良好，凡是稍微适宜种茶的地区，都想努力发展茶叶生产。但是，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并不富裕，18亿亩耕地的红线是管理部门必须时刻铭记的原则。”
　　据悉，农业部主管部门曾经批评贵州茶园面积拓展太快，与粮争地，而贵州地方政府则反驳说，茶乡经济贫困，种植茶叶是很好的出路，“致富也有错？”
　　高麟溢认为，通过市场和政府的双重调控，未来茶园将不断内迁到中西部的高山地区。在土质肥沃适合种植粮食作物的中部发达地区，茶园面积将会越来越少。

　　出口再唤“统一”

　　出口向来是中国茶叶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年产量的1/4-1/3都会用于出口。施云清说，“建国以来，直至20世纪90年代之前，中国茶叶出口一直实行统筹管理，保持着良好的增长势头。出口放开以后，企业之间相互恶性竞争，造成市场混乱、质量信誉降低，出口量出现短暂回落。现在，中国茶叶出口价格太低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缺少内部协调机制，中国需要探索茶叶出口的统一管理机制。我认为，建立出口拍卖制度，确定出口最低保护价，是一种良好选择。”
　　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曾经多次尝试建立出口拍卖制度。在担任原中国茶业产销集团董事长的时候，于观亭曾经计划在上海启动出口拍卖制度建设。中国茶叶进出口公司，曾经在海南兴建一座庞大的楼群，希望将来用于茶叶出口拍卖。施云清说，“按照当初的筹划，中国茶叶出口公司为每个省级分公司都准备了２到３间办公室。”只因管理机制不顺，两次尝试都不了了之。
　　“建立出口拍卖制度，必须确立一种强制机制，比如企业80%的出口量必须通过拍卖行。” 施云清认为，“中国绿茶在国际市场拥有强大的话语权，新制度可以先从绿茶着手。当然，这需要协调政策制定和管理机构。”
　　2009年，中国工程院唯一的茶叶科学院士陈宗懋出席伦敦茶叶会议，探讨国际贸易农药残留标准。归国后，生产与贸易部门都认为，虽然出席会议的经费数额不大，但属于对方的业务范围，不在自己部门的报销序列内。最终，陈院士只有自掏腰包。旅费风波虽小，但是却折射了茶叶管理的老问题——茶叶出口缺少宏观协调。
　　施云清认为，在面对国际竞争愈加激烈的情况下，强化出口协调显得尤其迫切。

　　新“反哺时代”

　　计划经济时代，特别是建国初期，茶叶价格由国家统一制定。高麟溢说，“多数茶叶要用于出口，因高档茶在国际市场卖不上高价，导致国内茶叶定价很低，严重削弱了农民种茶的积极性。据统计，如今全国闻名、富饶的铁观音之乡安溪县，当时茶叶和粮食产量都很少，是全国数得着的贫困县。”
　　当时，一些历史名茶产区刻意回避自己“悠久”的茶历史，以防产茶重任下达到当地政府头上，影响地方经济发展。
　　茶叶税收曾经是国家重要的财政来源，为国家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。高麟溢说，“茶民上缴8%的农业税，茶厂上缴25％的工业税。如今，农业税取消了，茶厂税率也大幅下调。不仅如此，茶农和茶厂还可以享受多重形式的补贴，如茶园补贴、良种补贴、机械补贴等。”
　　现在全球已经进入“补贴农业”时代，各个国家都在通过财政补助支援农业发展，印度和斯里兰卡等茶叶出口大国也对茶叶生产实施补贴。高麟溢说，“中国农业补贴，不仅仅是普通的补助，还是农业和工业关系的调整。由建国初期的农业支援工业，改变为工业反哺农业。茶产业补贴，正是工业反哺农业的一部分。”
　　其实，做好反哺补贴并不简单。高麟溢认为，“茶园补贴需要加强监管。在具体管理中，主管官员很容易被欺骗，在层层划拨中，也容易滋生腐败。假如我是主管官员，即使亲身亲为去调研茶园面积，也不能真地测量每一块茶园。在上千亩茶园的数字面前，即使有浮夸、虚报的嫌疑，核查者只能望数兴叹。反哺时代的补贴，最好规避申报流程，结合市场力量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