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这次到重庆是来学习的，调研的。去年10月我到总社工作以后，总社机关的同志告诉我，重庆供销社产权制度改革、“两社两化”工作搞得很不错，所以就一直想来学习，由于种种原因，一年后才成行。 在这里调研了八天时间，谈点感受，提点要求: 首先，衷心感谢重庆各级党政对供销社工作的领导、重视和支持，感谢在困难环境下顽强拼搏、勇于实践的供销社人。十六届三中全会后，总社党组决定组成调研组进行调研，我和张祥茂部长、杨少平主任来到了重庆。来以前，看了新华社关于重庆市供销社产权制度改革、“两社两化”的文章，这次通过实地看听，感到很受教育，很受鼓舞、很受启发。前几天，跟镇东书记、鸿举市长、卫国副书记、光国副市长等市领导交换了意见，分别召开了几个座谈会，到大足、合川、江津进行了实地调研，总的感觉就是重庆市社以产权制度为核心的改革迈出了较快的步伐;“两社两化”工作呈现了一个良好的势头，在有的县应该说是蓬勃发展;经济效益走出了低谷，开始走上了良性发展的路子;广大干部职工精神状态朝气蓬勃，供销社也焕发了生机。应该说重庆市社的工作，在全国供销社系统是走在前列的，是一流的。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，是市委、市政府的领导，是各级党政重视的结果，从镇东书记、鸿举市长到我们各级党委政府，都对供销社的工作十分重视，把供销社工作放在“三农”问题的大盘子中，把它作为统揽城乡经济的一个“抓手”来使用的，而且思路很清晰。概括起来就是党政重视、思路清晰、不断创新、成效显著。 当然，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，就全市来讲，各个区县发展也还不够平衡，总体上我们的经济实力还不够强，为“三农”服务的功能还需要进一步提高。但我相信，在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，在市委、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供销社一定会再接再厉，再上一个新的台阶。所以我在这儿首先要衷心感谢重庆市委、市政府领导，感谢在困难的环境下顽强拼搏，勇于实践，积极向上的供销社人。 第二，认真学习、深刻领会、自觉实践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。十六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的《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》是贯彻十六大精神，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经验，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形势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，目的就是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，让它更具活力，更加开放。可以说，中央的这个决定，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，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决定。众所周知，从1978年开始，我们党制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，最本质的特征就是改革开放。我们国家能有今天这样一个好的形势，首先得益于改革开放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特别是党的十四大，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。十四届三中全会，制定了《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》。经过十年不断地探索，不断地实践，中央感到有必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开始阶段，就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一个决定。本世纪头二十年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战略机遇期，也是一个深化改革、扩大开放的关键阶段。改革是发展的动力，所以我们必须进一步推进改革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，才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，才能不断增强我们的国际竞争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，也才能真正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。可以说，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这个《决定》，是应运而生的。 供销社系统必须认真学习贯彻、深刻领会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，在认真学习深刻领会的基础上，深化供销社的改革。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自觉性。重庆市供销社的工作走在了全国的前列，但是发展并不平衡。譬如说荣昌、合川、开县、梁平、南岸，这些是工作搞得好的地方，但是也还有一些地方处在求生存的状态。就是搞得好的地方，也还存在经济总量不够大，为农服务的功能不够强等问题。另外，我们还要看到，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后，全国改革开放的形势一定会呈现出一种百舸争流的态势，这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，发展形势不会因为供销社改革深化得不够就等你。比如说农村市场，大的连锁公司像沃尔玛、家乐福，它进了中国以后，首先是占领大城市市场，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它也要逐步把触角伸向农村，我们国内的一些企业，也在不断地向下延伸，因此，我们应当有一种紧迫感，危机感，责任感。市场经济就是优胜劣汰，你发展不上去，农民就不选择你，那你就只好自己垮台。 就全国来说，本世纪的头二十年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，对于我们供销社来说，今后的3—5年是生存发展的关键时期。有了紧迫感和忧患意识以后，我们就得认真地按照三中全会的《决定》去做，使我们的发展有新的思路，改革有新的突破，开放有新的开局，各项工作有新的举措。只有做到这一点，才能进一步发展壮大。 第三，抓住机遇，迎难而上。十六大召开以后，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于供销社的工作非常重视。我到总社工作以后，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两次听取供销社工作汇报，包括我们成立中国棉花协会，回良玉同志都作了很长一段批示。不久前，在白立忱同志出国考察的报告上，锦涛同志、家宝同志和良玉同志都作了重要的批示。特别是在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《决定》中，明确提出了要深化供销社改革，虽然字数不多，但可以说是一字千金。 十六届三中全会《决定》是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制定的全局性的指导方针，就部门工作明确提出要求的，一个是信用社，一个就是供销社。能把深化供销社改革明确写进这样一个文件里面，既是对供销社工作的一种肯定，也是对供销社寄予的期望。我认为在这里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含义或者是内涵: 一是供销社有一个较好的基础。在几十年的历史中，它确实是连接城市和农村经济的一个主渠道，在历史上曾经辉煌过。供销社并不是因为我们搞计划经济才成立的，我在多个地方讲过，这是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产物。在民主革命时期，毛泽东同志任苏维埃主席，就写了《论合作社》一文。我到总社以后，去山东调研，得知临沂市供销社是1940成立的。今年6月到了河南，河南的林州市供销社是1946年成立的。北平解放的时候，北京市人民政府还没有成立，供销社就已经成立了。为什么?因为我们党历来强调，你要得到群众的拥护，你就得解决群众油、盐、柴、米、酱、醋的问题。的确，在发展经济、保障供给的计划经济年代，供销社确实是辉煌的，在座的同志们很多都是老供销社了。供销社历史上有这么一个基础。这个基础包括网络、人才的优势和农民的认可。 二是这几年的探索实践也证明，只要深化改革，仍可以有所作为。重庆的实践就证明了这一点。在这儿我想起家宝总理在白立忱同志的考察报告上的一段批示，是这么说的:“供销社发挥自身优势，通过农业产业化的方式，带动千家万户的农民发展农产品的加工和流通，很有潜力，也积累了经验。” 三是当前“三农”工作的迫切要求。同志们知道，1999年，党中央、国务院作出了一个科学的、准确的判断，即我国的农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。这个阶段最显著的标志就是绝大多数农产品供大于求，因为在过去我们什么产品都要计划，都要票证，粮食要粮票，吃糖要糖票，用布要布票……。从1999年开始，我们的主要农产品或者说绝大多数农产品，都是供大于求，这是一个显著的标志。除了这个标志以外，应该说城乡的联系比过去更加紧密。比如说，全国有几千万的农民到城里打工，把打工挣的钱返回用于农村的建设，城乡联系更加紧密了。但是眼下也碰到了一些问题，最大的问题就是农民增收缓慢的问题。我们最好的时候城市和农村人均收入的比例是1.8:1，那么现在呢?差距在不断拉大，已经达到3.1:1。这几年中央制定了很多的措施，但是农民的人均收入每年增长也只有4%左右。应该说中央关于农民增收的措施有几条是成效明显的:一条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，增加了农民的收入，现在大致占到了农民收入的40%;第二条减税减负，非常明显;第三条是国家的投入，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加大，包括对教育、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。还有一条就是激发“三农”的内在动力，我在四川看到一条标语，“使资源优势变成资源资本，民间资金变成民间资本，人才优势变成人才资本”。实际上就是把农村的资源，农村的资金和农村的人才变成一种资本，要激活“三农”的内在动力。我认为，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可能都转移到城市去打工;减税减负也有一定的限度;完全靠财政转移支付，也有一定的限度。所以必须把“三农”的内在动力激活。 这几年，我们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，比如说家庭联产承包使农民变成了土地的主人，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，所以才有绝大多数农产品供大于求的这样一个好形势，但是仅此还不够，还应当让农民变成市场的主人。怎么让农民变成市场的主人?这就得把千家万户的农民组织起来，进入千变万化的市场，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，这就和当前我们解决“三农”问题一致起来了，农村要城镇化，农业要产业化，农民要组织化。农业的产业化，“龙头”是关键。但是仅仅有了龙头，实践证明也还不够，因为龙头企业和农民基本上是一买一卖关系，是一种订单农业形式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产品标准化的问题，这个问题不解决，中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就不能提高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农业的产业化，农产品的标准化，农民的组织化三者的要求是基本一致的。在实践中，重庆大力推广的“龙头企业十专业合作社+农户”的模式，更适应于农业产业化的要求。农业增效、农民增收，这是一个大文章，这个大文章要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，所有的部门都来做“加法”文章，才能把这篇大文章做好。我一直认为，供销社应该急党政所急，想农民所需，尽供销社所能。“三农”问题是各级党委政府统揽全局工作的一件大事，供销社不可能包打天下，但是要做“加法”的文章。重庆在实践中创造了很多很好的经验，比如在发展专业合作社的时候，怎么把利用地方支柱产业和特色经济结合起来，怎么和龙头企业对接起来，怎么和基层组织建设结合起来，怎么和涉农部门方方面面结合起来。供销社搞农业生产资料经营，农业生产资料经营也不能只是单打一的一买一卖，你必须从种子开始，种子也是一场革命。我看了你们好的专业合作社，首先就是有了一个好的品种，一个好的品种就要和科技结合起来，供销社不能单打一，必须和种子科研部门和农业技术推广部门结合起来。供销社搞药品配送，药房必须有医生，有懂药剂的，如果不与这些配合起来，也不行。因此，我想我们一是必须明确，家庭联产承包是我们党在农村的一项基本政策，这个政策不能动摇。当然现在土地可以合理流转，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可以入股，合理流转并不是任意改变家庭联产承包政策;第二，我们要适应农业产业化、农村城镇化、农民组织化这个大政策，不能违背农业产业化这个大的政策，因为实践证明，农业产业化是一条正确的路子。我们组织专业合作社，也可以有多种形式。我们必须借助这样一个大的形势乘势而上，我认为我们供销社在统筹城乡经济发展，为“三农”服务，发展农村经济，增加农民收入上，是必须而且可以有所作为的，或者说是可以而且必须有所作为的。我感到抓住机遇乘势而上，实在是大有必要太重要了。总之，三中全会《决定》写进了深化供销社改革，“因为实践证明，供销社的问题，实质是农业、农村和农民的问题，重视加强供销合作社，农业、农村和农民就获利受益，忽视削弱供销合作社，农业、农村和农民就受到损害。”1995年到现在，将近十年了，今天回过头来看，中央5号文件讲的是非常正确的。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，要你供销社，是要你有所作为，并不是要供销社这块牌子，中央是要求供销社深化改革。这是我想说的第三个问题。 第四，我们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该怎么办?这是我们这次调研的主题。我们总社派了4个组，和大家一起研究这个问题。我们怎么办?就是要按照三中全会精神，按照新的产权制度，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，按照现代经营方式的要求，按照农业产业化的要求，一句话，就是要按照三中全会的精神来研究，如何打造一个全新的供销社。 打造全新的供销社，我想有两点必须坚持，一个是合作经济的方向要坚持。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，现在供销社的体制与合作经济的方向还是有差距的，合作经济必须是农民自愿参加、民主管理。现在的供销社还不完全是这样一种体制。这个合作经济的取向我们必须坚持，就是真正和农民结成利益共同体。第二就是为“三农”服务的宗旨不能动摇，动摇了你就是无本之木、无源之水。供销社的根在农村，主体是农民，基础是农业。供销社现在的资产，大致主要是三块，一块是农民的股金，一块是国家的投资，一块是供销社多年的积累。你不为“三农”服务，你不坚持合作经济的方向，农民不满意呀!这是最关键的，“农民并非离不开供销社”。那么反过来说，供销社必须坚持为“三农”服务，你不坚持为“三农”服务，农民也不要你。我想这两条原则必须坚持。在这个基础上，对现在的供销社，必须通过体制和机制的创新，把它激活，使它新生。同时要根据三中全会的精神，打造一块新的，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全新的供销社。 如何打造一个全新的供销社? 一是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，转变观念。实践证明，我们发展滞后，或者说我们的改革滞后，首先是由于观念的束缚和体制性障碍造成的。供销社因为过去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，我们往往还放不下“架子”，包括那个所谓的全民身份。因为我们曾经是政府的一个部门，我们还不适应用经济组织的办法来行事，包括一些地方政府现在有时还把供销社当作一个政府部门来使用，当然不是不能用，应该用，但是管理的方式要改变。由于我们是资产分级所有，我们缺少联合合作的意识，就是大家所说的，合作社不合作，联合社不联合。由于我们有一个系统的框架，从北京一直下伸到乡、村一级，所以我们缺少了一种开放的意识，往往是在自己内部小打小闹，不善于借力发力。我们国家的发展，得益于改革和开放，现在凡是发展快的地方，都是开放搞得好的。供销社不联合又不开放，就做不大，到目前为止，这个问题还未解决。我们也不大善于借力发力，我们引进外资、招商引资现在还做得差，我们还只在自己系统里干。所以我想观念上的束缚、体制上的障碍，值得我们去认真研究解决。要改变我们供销社一买一卖单一的方式，要进一步拓宽我们的经营思路，比如说有的地方搞起了汽车批发市场，办起了汽车驾驶培训学校，建起了废旧汽车拆卸市场，应该说是拓宽思路的结果，使我们看到仅汽车就可以作好多的文章，所以首先要结合地方特色经济的优势拓宽自己的领域，不要只是卖一点农资，卖一点棉花。所以我们要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要求，不断地解放思想，更新观念。 二是要进一步深化改革，扩大开放。改革开放是发展的动力，凡是经济发展快的地方，改革起步早，开放的力度大。我们现在提出来，进一步深化供销社改革，扩大开放，就是深化“四项改造”，“四项改造”符合我们的实际，并不是要另起炉灶。深化改革，是要赋予它更丰富的内涵。比如说开放办社，过去主要是针对联合社讲的，实际上各个企业、各个基层社都有一个开放办社的问题。另外从改革的角度看，不能说我们的改革就已经完成了，供销社产权制度改革，这在重庆是搞得好的，也是走在前头的，但是不是就一劳永逸了呢?不是。比如说，我们讲经营者持股，经营者究竟持多大的股份更适合我们这个地方的实际?我们想一下，产权制度改革之初，50%叫持大股，低于51%都不行。实际上持股10%、20%照样有发言权。产权多元化，不仅是供销社的可以参加，非公有制经济也应当可以参加。全国总社搞了一个新合作公司，白立忱主席把它称之为供销总社历史上的一场革命。供销社产权制度改革解决了职工身份以后，有的地方基层社人员散了，网点变成了私营店，时间一长，农民要的服务跟不上，假冒伪劣可能就会乘虚而入。现在怎么办?也有一个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要求，可以借助外力，用网络把它统起来，把它受成供销社的加盟店，或者将它搞成合伙制。 产权制度改革，也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，不是一改了之，一下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。同志们要认真学习三中全会精神，三中全会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经济的最好实现形式，我们围绕这句话作文章，就有很多的东西值得探讨。供销社的一个优势就是网络，我们提出，要以县为单位，重新把这个网络建起来。因为，农业生产资料流通需要这个网络，日用消费品流通需要这个网络，农村的农产品也需要通过这个网络进城，进入大市场。我不论走到哪个超市，首先看的是当地的农产品进入了超市没有，占了多大的份额，因为农民最希望把他们的东西卖出去，而且卖出一个好价钱。我们各级党政也在关心供销社的这个网络行不行，能不能带动当地经济发展。所以，要做党政所急、农民所需的事情。先不要规模很大，以县为单位，建立配送中心，也可以几个县搞一个，并不强求每个县都搞。供销社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，我认为还要体现在招商引资方面。大家要好好研究一下这个问题。 三是要突出重点，整体推进。供销社的改革，核心的问题是产权制度改革、“两社两化”发展和联合社改造。我想当前及今后也主要是这三个方面。我们的工作很多，但是在整体推进上要有重点突破。首先是产权制度改革，没有产权制度改革，一切都无从谈起;现在有很多县市以上供销社，都有一些优良资产，人员也不多，小日子还过得去，但县市以上的供销社不能只是看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，要把精力放在下面，到基层去研究问题，帮助解决问题。再一个重点，也是实践证明了的，我们供销社要有一个好的班子，好的带头人和领办人。 四是要注重实效，真抓实干。在改革中，有的供销社创造了很多好的经验，我们要尊重各地的创新精神，比如说我们改革中减人，转变职工的身份，这是必要的，但不是把这些人都放到社会上去不管了就行了。开县这方面处理得比较好。中央强调要把发展的速度、改革的力度、群众的承受程度有机结合起来。改制了以后，不去发展不行，要给下岗的那一部分人想办法创造再就业的机会。我们供销社做事不能单打一，要讲改革，要说供销社解决了多少再就业，我们不能往往一说就是走了多少人。就业和再就业这是中央非常关注的事情。重要的不是走了多少人，而是让多少人重新上岗，吸纳了多少剩余劳动力，这些典型我们更应该把它树起来。供销社改革是求生存、谋发展，不断壮大，应该认真地把这方面的典型好好地抓起来。过去有一句话叫“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”，我们也要通过树立典型来推动工作。新华社内参对重庆市供销社的调查文章影响很大呀!前天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，《供销社:扎根农村再成龙》，它虽然只讲了几个典型，包括重庆的开县，但是这篇文章登出来以后，影响很大，我在这儿就有好多人给我打电话。所以我们要善于宣传，善于发现、培养和宣传一些典型。另外，我要特别强调，要真抓实干。供销社的经济基础还比较脆弱，不能自满，看准了的路子要干下去。1995年恢复总社，中央寄予了很大的期望。供销社再回到政府序列不可能，我们就得以经济组织的方式开拓我们的工作。重庆联合社的改革也创造了许多好的经验，总之一句话，还是要干，不干，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。 五要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。勇于实践，勇于创新。毛泽东同志讲过“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”。小平同志也多次讲过这方面的话，江泽民同志讲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，是一个国家不断进步的不竭动力。我想对于中国的供销合作事业，这个路子怎么走?我们要积极地探索它，确实要有一个理论的创新，体制的创新，机制的创新。首要的是理论创新。从1844年世界上第一个比较规范的合作社诞生以来，国际上公认的合作社基本原则是七条。十六届三中全会公报上就两句话:自愿参加，民主管理。合作社基本原则要结合中国国情，还得加上“与时俱进”，不断创新。过去供销社是一人一票，过去只是身份股，现在有了投资股了。合作制和股份制，怎么把它连接起来，对外必须是公司制、股份制，对内是合作制。开县的“三制一化”，应该是这个方面的一种探索，我希望大家都来研究，探索理论上的创新，探索中国的合作经济发展路子。总之，一切应从实际出发。党委政府要重视供销社，我们供销社更要主动争取党委政府的领导和重视。我们现在干的，好多都是过去没有干过的事，我们不能走过去的老路，也不完全走国外的路子，要从我们的实际出发，走我们自己的路子，包括我们的企业，我们的基层社，也很难开一剂处方，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。 我是衷心地希望同志们勇于创新。怎么创新，就是要靠改革开放来创新，靠市场机制来创新，靠我们自己的双手来创新。我说的这些话，不是说不要法律地位，不是说不要舆论的引导，不是说不需要政策的支持。至于说法律地位的问题，全国人大已经启动专业合作社立法，开了研讨会，还正在研究。也需要舆论的支持，舆论的引导。中国合作社的路子该怎么走，也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统一认识。也有一个政策扶持的问题。我想，法律的定位、舆论的宣传、政策的保护，都是必要的。但总的还是要靠我们基层大胆地探索实践。前不久，我们在给回良玉副总理汇报工作时，提出来我们总社是不是也挂一块合作经济的牌子，回良玉副总理回答的第一句话是，可以研究，第二句话是注意总结典型经验。同志们，统领的地位不是自己封的，有为才能有位。开县、荣昌、合川，因为你们的工作好，所以政府同意你挂一个合作经济的牌子。如果大家都挂上了这块牌子，这对总社也是一种促进。 总之，我要衷心地感谢重庆市委、市政府和各级党政的领导和同志们!衷心地感谢供销社的同志们!
来源：总社办公厅
